中美贸易摩擦的“前车之鉴”

文/本刊记者 任永彬


  “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出现了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这种焦虑感在过去10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影响力扩大而越来越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表态当时引起美国舆论不满,政治精英纷纷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做“老二”。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一些全球竞争优势,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具有全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和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这些优势迫使美国加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近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行为显示美国正在逐渐失去信心。


   
  “前辈”——日美贸易摩擦
  
  二战后,日本经济逐渐恢复并高速增长,1968年日本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贸易立国”战略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日本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加剧了各国和地区之间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经贸摩擦。其中,日美贸易摩擦最受关注,影响也最大。
  
  1955年,日美之间爆发纺织品贸易纠纷,拉开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经贸自由化快速推进,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日美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日美贸易不平衡进入全面升级时期。当时美国的舆论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日本与过去的西班牙和英国一样,其经济实力比苏联的军事力量更威胁美国的安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对日贸易摩擦中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进入消退期。为此,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1987年,在日美贸易摩擦加重的背景下,日本在亚洲推销“雁型发展结构”,从东亚区域看,日本试图建立一个自己处于主导地位的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但在1997年,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的“雁形发展结构”计划失败。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异同
  
  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形势,回顾20世纪中后期的日美贸易摩擦,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集中大量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导致摩擦的直接原因。摩擦升级的背后实质上是对技术转让的限制以及对高端技术的争夺。同时,日本和中国都处于被动和防御地位,而且经济问题时常被美国人为政治化。
  
  虽然中国与20世纪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特朗普政府如果参照20世纪美国对日本的成功打压来判断中美贸易战中的利弊得失,将大错特错;而如果执意扩大中美贸易摩擦的范围和深度,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首先,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经济大国,而20世纪的日本则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中,日本政治上受美国意见影响很大。中美之间不存在这种上下级关系,中国也不可能忽略本国利益而满足美国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中国要求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其次,20世纪的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激烈的产业竞争关系,而且美国商品与金融服务在日本的封闭市场中存在感很低。中国与日本恰恰相反,两国经贸关系是互补性的,而且中国市场庞大,贸易摩擦对美国企业的波及面较以往更大。实质上,美国经济更依赖于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帮助美国企业强化了自身的全球竞争力,中国是美国一系列跨国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甚至是全球最大市场,美国品牌在中国消费者生活中无处不在。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美国在中国子公司2015年销售3558.4亿美元,中国在美国子公司销售220.88亿美元。在跨国公司层面,美国对中国实现顺差3337.52亿美元。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巨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帮助其提升了研发投入能力,维持了全球竞争力。
  
  最后,在对华贸易摩擦问题上,美国比在对日贸易摩擦中表现得更加苛刻。譬如,中国入世以来,美国每年都对华发动多起“337调查”案,一旦调查机构认定某种进口产品对美构成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美国则可能永久禁止侵权企业乃至该国同行业的同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337调查”的最大受害者。究其原因,除了贸易逆差外,还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从未有过像日美同盟那样的密切关系,美国对中国更多的是遏制和打压。
  
  另外,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救济调查等提供了便利。对美国而言,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政治文化影响力等方面都胜于日本,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综合性、战略性的博弈和较量,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限制程度必然会大大超过当年的日本。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日本在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过程中,既有官产学协调应对贸易摩擦取得成功的案例,也有通过双边政府谈判解决争夺最终导致自己陷于被动的教训。目前,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严峻的对外经贸环境,日本处理对美贸易关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日本在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为避免开放国内市场冲击就业,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自主消化过剩产能,避免向美国倾销,同时,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过度升值,严重冲击了日本经济。日本还在努力避免开放对已有的结构和产业形成的冲击,尤其是保护夕阳产业,回避国际竞争,排斥外来资本和商品。中国不应该重蹈日本的覆辙,应避免在贸易摩擦过程中,在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下,继续依靠金融和财政政策刺激内需,而应扩大开放,引入竞争,实现市场优胜劣汰。
  
  其次,日本在谈判过程中存在两个误判。第一,挤牙膏式的谈判过程让贸易摩擦长期化。日本总是迫于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选择在某个领域让步,双方签订协议后,美国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通过拖延的方式,花最长的时间做最少的事情;而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总是一项接一项提出新要求,这又强化了日本人被动挤牙膏的方式。第二,日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反对谈判中的结果取向,即日本认为美国追求利益,只要增加进口美国产品减少顺差就会让美国国会满意。
  
  事实上,美国更重视公平的规则、市场开放与透明度,并不单纯是为了本国贸易利益,而是要求给予竞争机会平等。因此,中国应该在市场开放与规则建设方面逐渐并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提高本国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最后,美国虽成功迫使日元升值,但仍未根本解决对日贸易逆差问题,反而使逆差有增无减。我们应正确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以日本惨痛的教训为戒。导致日本陷入经济困境的是其无法摆脱由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1986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本放松了金融体制的监管,日本企业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金融投机活动中去,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投入。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出现很多“泡沫技术”,即只是给产品增加某些讨人喜欢的特征,而不是实际新功能的技术,这也是日本错失信息产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前段时间“中兴事件”的教训给国人当头一棒,有人被打醒了,认识到中国当前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泡沫技术”而无原创性技术升级,比如以零售模式创新的小米制造、所谓的共享单车等。低门槛的“泡沫技术”商业传奇往往错误地引导资源向所谓“模式创新”“跨界”和“生态”等方向错误配置,而忽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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