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非洲:顶层变革

  过去1年,可谓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顶层权力更迭的1年。随着非洲大陆两个任期最长的“老一代领导人”卸任,新的投资机会绽放曙光。



   
  南非和津巴布韦
  
  在南非和津巴布韦,两国前任总统均被迫辞职,新一届领导人必须面对选民问题。
  
  2017年11月,执政37年的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被赶下台。这场军事政变获得了1700万津巴布韦民众中绝大多数的支持。军方和广大民众对前总统妻子格蕾丝的厌恶以及要阻止其接替丈夫担任总统的决心,使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走到一起。
  
  虽然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新领导人姆南加格瓦上任被认为是该国的一个新开始,但反对党民主变革同盟(MDC)质疑执政党的领导更迭影响了选举的自由公正。有舆论声称该国选民名册存在严重问题,有关选票、带偏见的选举委员会、系统性恐吓农村地区选民以及主流媒体的偏见等问题亦让外界感到十分担忧。姆南加格瓦明白,如果该国想获得迫切需要的资金援助,就必须赢得国际合法性;但如果MDC获得了选举胜利,他们是否会让位,这还远不能确定。
  
  2017年12月,亿万富翁、曼德拉长期盟友拉马福萨被选为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新领导人。随后,该国前总统祖马因腐败指控被迫辞职,拉马福萨被选为南非总统。祖马的下台并没有获得像津巴布韦国内那样的广泛支持,拉马福萨和祖马双方支持者间的权力斗争还在继续。内斗限制了新总统的操控。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据悉,南非将于2019年举行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大选,反对派已经赢得了包括约翰内斯堡和首都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的控制权,这应该引起ANC的关注。
  
  2018年3月,拉马福萨取得了早期成功。当时,评级机构穆迪为了回应新总统有关将国有企业股权私有化的承诺,对南非维持了投资级评级。然而,历经最初的反弹后,南非兰特已经贬值。该国正受到美元利率上升等外部因素的冲击,这些因素也在冲击其他发展中市场。
  
  2018年6月,围绕薪酬问题的罢工迫使南非国家电力垄断企业埃斯科姆(Eskom)削减供应,“用电限制”重新困扰该国。停电对拉马福萨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也给他的改革国有企业承诺带来了紧迫感。在南非,国有企业主导工业基础。如果电力短缺持续下去,将制约该国的经济增长。
  
  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2018年夏天勉强推迟了“零日”的到来——这是一个特殊时刻,大坝水位低到需要关闭水龙头,人们用水时被迫被送往公共集水站。在水利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南非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限制用水对该国的农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南非的基础设施摇摇欲坠,津巴布韦也举步维艰。该国的经济发展急需资金,而数百万人依靠粮食援助,政府无力发放工资,债务飙升。如果津巴布韦政府能让投资者相信它是可靠的合作伙伴,该国的自然资源将迎来巨大的机遇。英国发展金融机构疾控中心(CDC)已与渣打银行合作,向津巴布韦企业提供1亿美元贷款,这是英国政府自2001年以来的首笔直接商业贷款。可获得该项贷款的公司名单正在拟定中,预计重点放在食品加工、制造业和农业领域。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利用特朗普政府对非洲缺乏兴趣的时机向非洲投资,预计等到该地区金融和法律体系得到改善后,中国还将加大投资。
  
  事实证明,私人投资者愿意通过相对较小的投资来试水。在伦敦上市的铬合金生产商Tharisa以450万美元收购了津巴布韦大堤坝一处铂矿资源的股份。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进入采矿业,这些土地被腾出来以供投资。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政治抗议和选举正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塑造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投资格局。肯尼亚作为东非民主成功故事的地位正在迅速衰落,而埃塞俄比亚则处于优势地位。
  
  埃塞俄比亚总理艾哈迈德宣布了一系列投资改革措施。该国前任总理辞职后,艾哈迈德于2018年4月上任,宣布改革占该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航空公司和电信公司,随之而来的领域可能还有食糖、酒店和工业园区。
  
  41岁的艾哈迈德是非洲最年轻的国家元首,也是第一位来自奥罗莫地区的领导人。奥罗莫人占1.05亿埃塞俄比亚人口的1/3。由于历史上提格雷人占统治地位,奥罗莫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被边缘化。许多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释放,逃到国外的活动人士的恐怖主义指控被撤销后,艾哈迈德开始受到欢迎。
  
  埃塞俄比亚政治合法性得到改善的同时,肯尼亚却在经历相反的情况。对选举违规行为的指控,削弱了该国2017年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最高法院下令重新举行选举,但被安全部队和抗议者之间暴力冲突破坏。尽管现任总统肯雅塔宣布为胜利者,由于反对派的抵制,只有38%的投票率。有争议的选举导致肯尼亚地缘政治稳定迅速恶化。
  
  持续的干旱正在损害肯尼亚的农业生产。该国经济高度依赖农业,农业特别是茶叶和园艺,提供了该国60%的就业,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
  
  受到大力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和相对强劲的制造业基础的推动,肯尼亚的工业部门表现良好。该国政府已将基础建设发展列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并为海外建筑公司提供了投标项目的机会。
  
  过去10年,由埃塞俄比亚政府主导的公路、铁路和大坝建设债务融资平均增长了10.3%。该国已经启动非洲大陆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建设。这是一个耗资48亿美元的水电项目,将成为该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关键。大坝需要5~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蓄水,但所产生的电力将进入该国国家电网,并为国家电气化做出贡献。过剩的电力还可以卖给邻国苏丹和吉布提,赚取外汇。
  
  然而,大坝也正在加剧埃塞俄比亚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该国坚持认为,740亿立方米的水库被填满后,将不会对下游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拒绝承认下游国家埃及每年拥有555亿立方米水资源的权限。该权限源自1959年埃及和苏丹之间的一项协议规定,而埃塞俄比亚不是该协议的签署国。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水域上的问题可能导致冲突。
  
  埃塞俄比亚地处高风险地区:与苏丹、南苏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接壤,这些国家国内局势均不稳定。由于与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支持不同的叛军,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另外,由于部落间土地权的争议和南苏丹战争难民的涌入,石油资源丰富的埃塞俄比亚甘贝拉地区也存在很高的地缘政治风险。
  
  无法无天的索马里继续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构成安全挑战。为了遏制索马里,跨国界协调至关重要。激进组织的活动增加了肯尼亚东北部和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了两国的经济活动;同时,对绑架的恐惧导致游客减少。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地缘政治风险相互交织,边境支离破碎,缺乏协调的反恐行为使得激进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得以在两国之间无缝切换。2015年总统大选前,尼日利亚军队的激进行动迫使博科圣地进入乍得和喀麦隆边境地区。自那以后,随着该组织活动的扩散,喀麦隆从北向南的地缘政治风险增加。
  
  这种不稳定的影响力,蔓延至喀麦隆西南和西北以英语为母语的地区。该国有着不寻常的英法殖民历史,自1961年统一以来,说英语的喀麦隆人与讲法语的大多数人有着一段不愉快的历史。2016年,反对法语主导地位的和平抗议活动重新燃起,随后暴力升级,政府对此做出了残酷回应,最后导致全面分裂主义危机达到顶峰。
  
  喀麦隆82岁的总统保罗·比亚已经统治该国35年了,他没有离开政治舞台的任何迹象。尽管与其他产油国相比,该国的经济相对多元化,但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就业机会,已经引起了年轻人群的不满。这些年轻人认为,年迈的总统脱离现实,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对喀麦隆的政治气候表示担忧,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该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目前该国已在IMF的调整措施之中。
  
  尼日利亚也可能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外债水平高、依赖波动的商品价格偿还债款,以及借款为经常性开支提供资金等因素,均对该国的主权评级造成了重大压力。该国2018年预算中计划用61亿美元偿还债务,高于2017年的45亿美元。
  
  在2019年2月尼日利亚总统大选到来之前,谨慎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该国供不应求。竞选活动需要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支持。布哈里总统已经宣布将竞选连任,这解决了围绕连任问题引发的不确定性。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继承问题引发的政治危机可能随之而来。
  
  尼日利亚2018年预算是扩张的,预计增加基础设施和新住房投入,此举被认为是为了安抚选民对布哈里投资记录的不满而做出的迟来的努力。该国的投入计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油地区——尼日尔三角洲的稳定。尼日利亚的稳定还远未得到保证,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或从喀麦隆转移到尼日尔三角洲,该地区的财富吸引了国内激进组织和跨国恐怖组织的注意。激进组织对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攻击越来越频繁,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增加。喀麦隆西南部和整个尼日尔国家间的非法移民与走私,增加了两国间的地缘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新的投资机会正在诞生,如尼日利亚新兴采矿业、喀麦隆近海天然气项目和水电潜力等。投资者需要谨慎评估东道国是否能有效管理和监管以上行业,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包括腐败、环境和破坏当地社区等相关风险。
  
  (译/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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